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向

刘云生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重庆 400020)

教育评价体系是现代教育体系中具有牵引作用的重要板块，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着力构建的优先级基础性教育支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就发出了“构建更加强大的、全面的评价体系”的倡议^[1]。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体系构建，擘画出三步走的中国路向：第一步是“建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第二步是“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2]，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3]；第三步是“形成”，《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的改革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任务，正行进在第二步的道路上，努力向第三步迈进。站在当下，放眼全球，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深入研究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向，明确其“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往哪里去”，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必须厘清的重大战略课题。

凡事都有其底层逻辑。在中国大地上构建教育评价体系，首先要遵循教育评价本身的规律，其次才是切合中国实际，继而具有中国特色。前者更为根本，因为越是遵循中国教育评价的规律，就越能切合中国实际，凸显中国特色。一般而言，教育评价体系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包括评价者、被评价者、评价治理者，回答“谁评”“评谁”“谁管”的问题；二是价值要素，包括评价价值立场、评价价值标准、评价价值实现，回答“为谁评”“据何评”“评何用”的问题；三是操作要素，包括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手段，回答“评什么”“怎么评”“用什么评”的问题；四是支撑要素，包括评价理论、评价政策、评价文化，回答“在什么理论上评”“在什么政策下评”“在什么文化中评”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政策分析、文献计量等方法从四个方面对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向做一探讨，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作参考。

教育评价的主体是人，必然关乎人的利益，追求公平性是其应有逻辑。同时，教育评价是关于教育的活动，必然依循教育的事理，追求专业性也是其应有逻辑。尽管教育评价的公平逻辑和专业逻辑都要求对教育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但是在评价主体上又存在矛盾和冲突，前者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利益相关者都应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利益相关者并非都是专业人员，必然会带来非专业性因素；后者强调专业人员参与，以确保教育评价的专业性，但过于强调专业性，利益相关者的非专业性诉求往往被排除在外。如何实现公平性与专业性的统一，便成为现代教育评价的基础性难题。

针对这个难题，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制衡模式”。基于古代混合制衡思想、近代分权制衡思想、现代社会制衡思想之渊源，西方国家在“谁评”上，引进自我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同行评价、社会公众评价、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等；在“评谁”上，将学校、教师、学生等纳入评价；在“谁管”上，注重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共同治理。通过评价者之间、被评价者之间、评价治理者之间，及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实现教育评价公平性与专业性的平衡。其历史进步性表现在：教育评价既反映了不同教育评价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兼顾了教育评价的专业性；弊端在于：教育评价易于引起认知冲突和利益冲突，在冲突中，资本雄厚和专业权威等强势方始终处于更加有利位置，最终形成的评价结论难以真正做到公平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基于党领导下的统分结合权力配置架构^[4]，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统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5]。《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开宗明义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领导权应该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在评价主体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加强党对教育评价的全面领导，形成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模式，是解决教育评价公平性与专业性统一的根本途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存在自己的私利，又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个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只要真正建立起这样的“统领模式”，加强对各方主体利益诉求和专业诉求的协调，现代教育评价的基础性难题就可以破解。新时代以来，中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一)在“谁评”上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新时代以来，教育评价者的构成越来越多元，比如，2015年5月教育部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2016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发挥政府、市场、专业组织、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增强评价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2023年5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学校评估改革方案》要求“推行多元专家评价，吸纳学科专业专家、教育管理专家、国际同行专家、师生家长代表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评价”。归纳起来，教育评价者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统筹评价者，即党委政府；二是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教师、学校、家长、用人单位、市场、社会组织等；三是专业评价者，包括同行(含学科、管理、国际同行)、行业企业、第三方教育评价专业机构等。这三类评价者形成了教育评价的公正结构(见图1)，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评价，权益得到公平表达；专业评价者参与教育评价，专业得到充分尊重；党委政府统筹评价，确保了权益公平与专业正义的平衡，教育评价公正性得到保障。

(二)在“评谁”上强化教育相关主体全部纳入

新时代中国教育评价在“评谁”上，除了把学生、教师、学校纳入外，还将党委和政府、社会用人单位纳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明确了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社会用人评价的相关要求，甚至还将家庭教育纳入其中，2021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就要求“制定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规范和评估规范”。这意味着教育相关主体都成了被评价者，党委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用人单位“六位一体”的教育评价格局基本形成，有利于群策群力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发挥教育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作用。

(三)在“谁管”上强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归口管理

新时代以来，党对教育尤其是教育评价工作的领导明显增强，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归口管理的体制机制逐步得到确立，比如，《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办学方向、党管改革，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把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综上可见，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新时代中国教育评价统领模式基本成型，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升维”，将教育被评价者、教育评价者、教育评价治理者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化解于统领之中，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性与专业性统一的制度框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并落实这个制度框架，工作重点应转向解决统领模式下教育评价公平性与专业性统一的实践问题(见表1)。具体而言，要从三个方向上着力：一是在“谁评”上着力解决多元评价与归整评价结合问题，多元评价是过程，是手段，归整评价是目的，是结果，二者缺一不可，没有良好的多元评价就难以形成立体统一的归整评价，没有归整评价，多元评价就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理也长”的混沌之中、“多种评价难以融通”的坚壁之中。二是在“评谁”上着力解决分类评价与统合评价结合问题，教育评价对象具有复杂性，既有一般的共性，也有某类的群性，还有个体的个性，当只关注其共性时，需要“一把尺子量大家”的统一评价；当只关注其个性时，需要“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的个性评价；当关注其群性时，需要“多把尺子量大家”的分类评价。而事实上，共性、群性和个性这三者统一于同一个对象之中，当把所有对象都看成一类或者把每个对象都看成一类时，统一评价、个性评价就成了特殊的分类评价。因此，分类评价是适应教育评价对象复杂性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分类评价不是最终结果，当我们要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的时候，必然面临“分类后如何统合”的问题，只有统合评价才能最终实现公正合理地在教育资源大盘里去“分蛋糕”。三是在“谁管”上着力解决评价自治与评价统领结合问题，教育评价者、被评价者、评价治理者本身需要自治，建立自我约束的规则、制度和机制，同时还需要加强党对教育评价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核心领导作用和行政统筹管理职能。

解决这些关键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在实践层面落实好统领型教育评价模式，抓好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也只有这样，中国教育评价才能更加符合自身实际，继而向世界水平攀登。

“评价是泛在的行动主体进行价值操作的活动。”^[6]教育是价值导向十分鲜明的实践，教育评价的核心是价值导向，有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就有什么样的价值操作，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在教育评价中，价值导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谁评”，反映评价的价值立场；二是“据何评”，反映评价的价值标准；三是“评何用”，反映评价的价值实现。其中，“为谁评”是前提性、根本性问题，因为立场决定价值取向，继而决定价值标准和价值实现。“为谁评”的“谁”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还可以是整个社会。当我们为某些个体而评时，在价值上必然追求多元性，当我们为整个社会而评时，更看重整体的需求满足，必然追求价值的主导性。由于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是整体中的个体，价值的主导性与多元性缺一不可，并且必须统一在具体的教育评价实践之中。由此，如何实现价值主导性与多元性的统一，便成为现代教育评价的根本性难题。

针对这个难题，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是构建“杂多格局”。由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其现代教育评价往往服务于某些个体、某些群体，其价值取向以多元、分散为特征。这可从西方发达的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及其所制定的教育标准看出，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教育观点表达。这种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容易激发个体或者群体的活力，但难以形成整体合力，甚至成为社会混乱动荡的根源，即使在冲突中达成某种力量平衡，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

新时代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共同体格局”。中国崇尚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看重共同体的价值和利益诉求，最能体现这个价值取向的莫过于当今中国努力追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把中华民族视为共同体，后者把人类视为共同体。“共同体”三个字无疑也集中回答了“为谁评”的问题。“共同体”不是抽象的，而是由无数个鲜活的个体构成的。新时代以来，我们着力构建共同体教育评价新格局，在价值主导性与多元性统一上迈出了新步伐。

(一)在“为谁评”上凸显政治大格局

新时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从过去的“国计民生”上升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强调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决定意义，新修订的《教育法》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评价为党评、为国家评、为人民评(含为学生评、为学校评、为区域评等)的格局基本形成。

不仅如此，新时代的中国还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和《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核心观点，把教育视为全球共同利益，切实遵循“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和“强化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7]的原则，教育评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评”的价值导向也逐步清晰。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便可窥见新时代中国在“为谁评”上的政治大格局。

(二)在“据何评”上凸显教育深本质

教育评价标准是教育价值导向的具体化。新时代中国教育评价尤其注重为共同体教育建立健全标准体系，体现教育作为共同利益的深刻本质，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到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完善教育标准体系，研究制定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学段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完善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再到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无不把建立和完善标准贯穿到教育评价改革始终。

在制定教育评价标准时，强化主导价值，一是把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转化为教育评价标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把教育规律、规则与规范转化为教育标准，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三是把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普遍要求转化为教育标准，坚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时，尊重评价对象的个性特征，提供可选择性指标，鼓励自定义指标，从而实现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的有机统一。比如，新一轮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就把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放在国家教育的大系统、高等教育的中系统、高等学校的小系统分层分类分点定尺子，将国家教育统一的要求、高等教育类型要求和高等学校个性化要求融为一体，制订了《指标体系》[8]。

(三)在“评何用”上凸显社会广服务

教育评价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评价结果的使用。新时代以来，教育评价结果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2015年10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2019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将考核结果作为政策支持、绩效考核、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2023年5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学校评估改革方案》要求“分类使用评估结果”“服务政府决策”。归纳起来，教育评价结果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于鉴定判别，包括情况通报、招生选拔、学校升格等；二是用于激励问责，包括表彰奖励、分配资源、责任追究等；三是用于发展牵引，包括诊断调控、督促整改、深化改革等。在这些应用中，既强化了主导价值，也尊重了多元价值。

综上可见，新时代中国共同体教育评价格局基本形成，在“为谁评”上的政治大格局凸显了教育评价的新高度，在“据何评”上的教育深本质凸显了教育评价的新深度，在“评何用”上社会广服务凸显了教育评价的新广度。但是，总体来说，教育价值主导性与多元性相统一还主要停留在价值判断和价值促成层面，前者着力把评价作为教育治理的基础工具加以使用，后者把评价作为促成教育目标实现的基本工具加以运用。教育评价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创生价值，评价本身就是教育，评价的过程就是创生价值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不但要求评价本身就是好的教育，而且要发挥教育评价的创造作用，通过教育评价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这是教育评价必须开拓的新向度。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完善共同体教育评价格局上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在“为谁评”上处理好个体、部分群体和整体的关系，把“服务大局，个体价值服从集体价值”“同层协同，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协调同一层面的价值冲突”“尊重个体独特性，保护个体合理的价值诉求”三个基本原则贯穿到教育评价实践之中。二是在“据何评”上加大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完善力度，努力实现教育主体和对象、教育类型和领域、教育过程和环节、教育服务和治理等方面的标准全覆盖。三是在“评何用”上扩大使用对象、维度和效应，从限于学校、教育管理部门使用向党委政府(地方、国家)、学校(学生、教师、管理者)、社会(含行业企业、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和公众，含国际组织、家长等)使用拓展；从目前的鉴定判别、激励问责、发展牵引向总结规律、弘扬优势、整改问题、追究责任、寻找最优解等延展；从当事人有限运用(学校改进教学、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主管部门改善宏观管理)向泛在运用(包括学校改进和改革教育教学，政府制定教育政策、进行教育治理，社会进行教育选择，同行、第三方评估机构改进评价，用人单位、行业企业等其他利益相关者运用等)扩展。通过突破教育评价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见表3)，实现价值立场、价值标准和价值实现的统一。

借一斑窥全貌，从价值层面来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要努力实现确立价值立场、建立价值标准、推动价值实现的纵向贯通，以及每一个层面的横向统整。只有构建起纵横交织的共同体教育评价格局，教育评价的中国特色才能充分彰显，也才能为世界教育评价提供具有包容性、可借鉴性的中国方案。

教育评价的实际操作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评什么，即明确评价内容，这决定了获取什么证据、描述什么事实、做出什么价值判断，建构什么评价结论；二是怎么评，即明确评价的方法，这决定了采取什么方式获取证据、描述事实、判断价值、建构结论、应用结论、推动改进、实现目标；三是用什么评，即明确评价手段，这决定了用什么平台、工具、技术来进行评价。这些问题叠加，使真正科学的教育评价显得十分复杂。反过来，为了追求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就不得不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但同时，快速发展的现实教育又希望做出高效的评价。于是，如何实现教育评价科学性与高效性的统一，便成为现代教育评价的核心难题。

针对这个难题，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做了大量的研究，走了一条“递推迭代”的探索之路，大致经历了测量、描述、判断、建构四代评价^[9]。也就是随时间向前而推移研究重点，分别将着力点放在获取证据、描述事实、判断价值、建构结论上。西方国家尽管在教育评价科学性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随着评价的科学化提升，其复杂性也大幅增加，评价效率也越来越低，也被人们不断质疑和诟病。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既要做到评价的科学性，又要做到高效率，艰巨性和复杂性可想而知，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传统教育评价主要以考试、考核为主，评价效率很高，比如，一次性中考高考就可一锤定音，但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开放后，我们吸收、引进、借鉴西方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经验，开展监测、评估、认证，在教育评价科学性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从监测到出报告，往往需要1-2年时间，据此运用监测结果往往有刻舟求剑之惑。进入新时代，我们着力构建数字化智能评价新样态，在教育评价科学性与高效性统一上寻找解决办法。

(一)在“评什么”上构建金字塔评价内容体系

新时代中国教育评价内容覆盖了方方面面，几乎没有死角，但并非平均用力。《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建立标准健全、目标分层、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持统筹兼顾，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稳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截至目前，基本形成了“质量监测全覆盖、教育评估抓重点、认证评价促卓越”的金字塔结构。“质量监测全覆盖”，指的是对各级各类教育都进行常态化监测。目前，基础教育方面，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已成常态，普通高中教育、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也在点上发力；高等教育方面，建立了状态数据库，常态化采集相关信息和数据；职业教育方面，也在评估中积累监测数据。“教育评估抓重点”，指的是抓住教育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方面进行评估，诸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职业教育适应需求能力评估、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等都属于此类。“认证评价促卓越”，指的是按照国际实质等效的原则推进医学、工程、师范等专业认证，实施“双一流”“双万计划”成效评价，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二)在“怎么评”上构建了立体型评价方法体系

在中国教育评价体系中，评价方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诸多教育政策中都提到了“怎么评”的问题，比如，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共通性与特殊性、水平业绩与发展潜力、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更是明确要求“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归纳起来，教育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教育评价方法，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本质维度，深化质量融合性评价，注重表现描述性评价；二是状态维度，健全综合评价，改进结果评价；三是时序维度，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由此形成立体型评价方法体系(见图3)。

(三)在“用什么评”上构建了智能评价工具体系

对中国来说，教育评价对象超大规模、超级复杂、超广分布，如果采取传统评价手段，时间和人力成本都十分巨大，难以实现教育评价科学性与高效性的统一。新时代中国与时俱进，强调创新评价工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评价，比如，2015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整合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汇聚海量数据资源，形成面向大数据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评估评价、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更是明确要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这样的评价，就是数字化智能评价。

综上，金字塔评价内容体系＋立体型评价方法体系＋智能评价工具体系，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数字化智能评价样态在政策层面已经成型。但将其落实到现实层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务还十分艰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数字化智能评价生态，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在“评什么”上系统策划教育评价项目，完善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相互衔接、协同共进机制，切实改变当前教育评价“繁杂、重复、同时”等不良局面。二是在“怎么评”上深入研究立体型评价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将其转化为科学化、可操作的具体评价行为，让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主体都能够合理使用。三是在“用什么评”上攻克教育评价智能化难题。这一点是实现教育评价科学性与高效性统一的关键。要在数据全息性上下功夫，通过全覆盖的教育监测，全主体、全过程、全方位采集各级各类教育的关键数据，形成教育基础数据库，为评价提供数据支撑。要在评价智能化上下功夫，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集成立体评价方法，实现面向各类个体、群体、全体，各类课堂、课程、专业、学科、学校，各种板块、类型、区域教育的智能化评价。要在结果等效性下功夫，充分利用现代评价技术，建立教育监测、评估、认证等各类教育评价结果等效的体制机制，确保各类评价可集成、可比较、可融通，防止形成“评价孤岛”。要在使用便捷性上下功夫，建立国家级教育数据库，尤其是教育评价数据库，为各级各类教育实践，包括学习、教学、管理等提供教育评价结果查看、使用、修正服务。

特别要指出的是，建立数字化智能评价样态，除了在教育评价整体生态上下功夫外，还需要在每一个教育主体的评价上营建良好的微生态。这里以对一个学生的评价为例来予以说明，需要抓住采集数据、选择方法、获取结果、参照常模、使用服务等关键环节，通过破解一些关键问题来实现(见表5)。

就目前世界教育评价发展来说，构建数字化智能评价体系是大势所趋。在这点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要我们蹄疾步稳加以推进，未来完全可以在世界先进教育评价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

教育评价除了有物质层面的支撑外，更需要有理论、政策、文化层面的支撑。因此，教育评价要回答三个支撑性问题：一是“在什么理论上”开展教育评价；二是“在什么政策下”开展教育评价；三是“在什么文化中”开展教育评价。这些支撑要素构成了教育评价的基座。

教育评价总是基于已有基座作出价值操作的。基座不同，作出价值操作的教育评价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评价具有在地性。但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现代化虽然在西方开启，但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追求现代性具有全球普遍意义。因此，现代教育评价始终面临现代性与在地性统一的发展性难题。

对西方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令人时时困扰的大问题。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一些人便固执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以现代化的名义在全世界推行其教育评价理论、观点和方法，有意无意忽略教育评价的在地性，导致“水土不服”，制造“评价困境”。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实际情况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相关政体政策不同，照搬西方模式，全盘西化，必定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中国经过上百年的现代化探索，我们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要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教育评价同样如此，实现现代性与在地性相统一，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新时代以来，我们从理论、政策、文化等方面构建适切性教育评价基座，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在什么理论上评价”方面从“中国化”走向“中国式”

新时代以来，中国教育评价理论研究蓬勃发展， 2013年1月-2022年12月，仅发表的CSSCI学术论文就有866篇之多，并且随时间推移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4)。

对相关理论研究文章分析发现，先后出现多个节点突现(见图4)：最早的节点突现在2013年，突现词是“美国”；第二个节点突现在2015年，突现词是“质量评价”；第三个节点突现在2016年，突现词是“教育质量”；第四个突现节点在2020年，突现词是“总体方案”；第五个节点突现在2021年，突现词是“立德树人”和“评价改革”。从这些突现词的发展变化可知，新时代中国加快了现代教育评价中国化步伐，并且正在形成中国式话语体系。一方面，对西方经典的教育评价理论如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等进行审视和改造，另一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理论，如，发展性教育评价理论、情境性教育评价理论、主体性教育评价理论、第五代教育评价理论等^[10]。这些理论的中国味越来越浓，有了基本的中国范式：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点构建新时代教育评价理论体系，二是以中国价值为出发点生产新时代教育评价话语体系，三是以标准建构为切入搭建中国特色教育评价治理体系，四是以数字化转型为支撑完善中国特色教育评价方法体系，五是以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为桥梁形成中国特色教育评价实践体系。

(二)“在什么政策下评价”方面从“破立结合”走向“完善体系”

新时代以来，中国以教育强国为立足点着力构建教育评价体系，是有史以来出台教育评价政策最多的时期，教育评价政策指向大体经历了三个相互叠加的过程：一是“立”质量导向的评价，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就强调了这样的政策要点；二是“破”五唯顽瘴痼疾，比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作出了这样的部署；三是“建”教育评价体系，比如，《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提出了这样的明确要求。

(三)“在什么文化中评价”方面从“外控型”走向“内生型”

新时代以来，我们在教育评价实践中认识到，外控型评价文化，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评价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导致被评价者抵触、评价后改进内动力不足等问题，建设内生型评价文化的紧迫性越来越凸显。于是，中国提出了构建“五自”为主要内容的内生型评价文化，比如，2019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要求：“高校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把其作为推动大学不断前行、不断超越的内生动力，将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管理等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内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综上，新时代中国已经初步构建了适切性的教育评价基座，但基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政策取向和理论逻辑夯实这个基座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教育评价理论、政策、文化既具有现代性，也具有在地性，实现二者的统一，单单靠移植借鉴不行，单单靠闭门造车也不行，必须进一步在现代化与在地性统一上做文章。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适切性教育评价基座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式教育评价理论？如何建设这样的理论？是在西方教育评价理论基础上“接着写”，还是基于中国实际“另起一行写”？二是“破五唯”后如何完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评价政策？三是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教育评价的“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自创”新文化？之所以在“五自”的基础上加上“自创”，形成“六自”文化，是因为教育评价是创生价值的实践活动，离不开教育评价多元主体的自我创造。

要解决这些关键问题，除了整体架构外，依然需要抓住每一个教育评价项目去搭建适切性教育评价基座，在行动中破解一系列关键问题(见表6)。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2]。教育评价不仅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动力源和倍增器。新时代以来，中国为建设与教育强国相匹配的教育评价体系开拓了中国路向，只要我们沿着这样的路向继续探索下去，必将实现“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6]的梦想，也必将助力教育强国梦的实现。

（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3年第4期）